管理学科自20世纪初进入中国，迄今已百年有余。面对百年的学科历史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局，一些学者尝试从科技发展趋势中识别问题，或是从实践活动中捕捉问题，以预测管理学科今后的理论突破。但这种建立在个人洞察力基础上的提问方式缺少思想方法和学科史的依据——理论突破仅是对实践问题的 直接回应吗？熊彼特在1910年提出创新理论时，奥地利或欧洲的经济实践并没有出现强劲的创新活动。技术发展会影响管理理论吗？发端于20世纪中期的信息技术革命制造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企业明星，但在资源基础观、管理创新理论中却很难看到信息技术革命的直接影响。那么，人们应该如何识别问题，并以这些问题来引导管理学科的理论发展呢？其实，问题导向是科学活动的基本属性。对于“问题”意义的追问，在很长时间里是科学哲学的一个议题。波普尔就曾明确指出：“科学始于问题，而不是始于观察；尽管观察可以引出问题来……科学家面前自觉的任务，总是通过建立解决这种问题的理论，求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库恩则认为常态科学阶 段，科学家所做的工作都超不出三类问题，即确定重要事实、验证理论与事实相一致、阐明理论，直到用常规方法无法解决问题，这种“反常”便会催动新科学范式的出现。另一位科学哲学家劳丹不满于波普尔和库恩的结论，从“科学问题的本质”开始，做了进一步的追问：什么是问题？它们是如何起作用 的？如何判定问题的重要性？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把科学问题分为两种：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经验问题是指那些人们已知的、感到有必要给予解释的事实；而概念问题是指理论上的、有关概念结构的基础是否牢靠的问题，这些概念结构是人们构造出来用以回答经验问题的。劳丹认为，经验问题的重要性与那些能够用 来解决它的理论有关。如果许多理论从该领域的一系列问题中挑选出某些经验境况作为基本问题，这类问题的重要性就会提高。而就问题的重要程度而言，概念问题更重要。科学进步的方式之一，就是经由解决概念问题而达成的，包括通过对意义的深入说明不断提高概念的清晰性，或通过反复论争使一种理论得以淘汰其竞争性理论。虽然劳丹的学说引起过学术界的争论，还遭到一些学者的驳难，但对认识管理学科的问题导向却富有启发意义。如果沿用劳丹的思想追问管理学科的问题导向，人们大体上可以在四个方向上发现和识别问题。第一个方向是在理论观点频繁冲突的领域内识别问题。这些冲突或是由于同一概念被赋予不同含义，或基本假设、研究方法、研究背景不同所导致，然后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践 验证，努力缩小这类概念问题对实践的消极影响。譬如近年来非线性思维的概念被广泛地用于管理学科，但这一概念却缺少明确的内涵和外延界定，人们甚至无法事先区分冲动性判断、简单思考、顿悟这些不同的思想活动是否属于非 线性思维。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非线性思维就变成了动听的口号，而失去了实践意义。第二个方向是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识别基本问题。比如在组织行为、战略管理、运营管理、研发活动中都会涉及的“规模”“授权”等问题境况，但对“当代研发活动规模效益的形成机理”“授权方式的演化机制”这样的基本问题，理论上却缺少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问题应该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第三个方向是认识并深入研究管理领域的反常问题。当理论逻辑与实践经验内含的逻辑不同时，实际问题就成为理论的反常，这就为进一步的研究指出了方向。以最近流行的打造“生态圈”实践为例，实践逻辑是否对协同成本理论构成了反常？或以“人单合一”实践为例，是否对传统的分工理论构成了反常？对这类问题的探究，有可能成为理论升华的重要契机。最后一个方向是搜寻并发现萌芽问题，扩大问题的来源。虽然一些科学家强调过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重要，但人们也会误以为仅凭想象力或好奇心就可以想出有意义的问题来。劳丹认为“未解决问题一般只是在获得解决之后才成为问题。在为某个领域的理论解决之前，它们一般只是潜在的问题，而不是 真实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的想象力所及，只是潜在问题，甚至不是现实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最初尝试促成了问题的正式诞生。正如科学管理方法只是在泰勒用于解决伯利恒钢厂某个环节的效率问题时才成为问题，这一问题既不是伯利恒钢厂提出的，也没有被彻底解决。但它引起人们的注意，引来更多的研究力量，最终发展成为管理学说。问题的作用，在于引发解题活动与问题 境况之间的互动与演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问题与解题同等重要。未经解题尝试的潜在问题算不上是问题，而长期未被解决的问题也会淡出人们的视野。管理领域作为涉及范围最广的活动领域，有无数的潜在问题。学者们不仅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理论解决过许多问题，还在尝试运用生态学、仿生学、量子力学、热力学或是其他学科的知识寻求题解，这就为问题的生成与演化提供了温床。随机发生的理论创新和理论竞争就是一种问题导向，对这种导向需要用进化的而不是计划的思维来认识，才可能促使管理学术走向繁荣。
